22年来，他对老职工们“事事有交代”（主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陈星雨 通讯员许雅洁 彭悦

姚菊清卧室的衣柜里有一面没有放衣服，而是堆满档案袋。党组织关系迁移、补办档案、社保缴纳、退休手续办理……每一个档案袋封面都贴着他手写的资料类别。

这些档案袋里存放的是姚菊清在过去22年里义务为破产改制的原东西湖棉纺织厂（以下简称“老东棉”）职工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留存的文字资料。

今年74岁、有着54年党龄的姚菊清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街道燕岭社区第四网格党支部书记，也是老东棉的一名老职工。

20世纪80年代，新沟镇街道为方便管理老东棉，成立燕岭管委会，即燕岭社区的前身。1999年，老东棉破产，3000余名职工由燕岭管委会管理转为原荷包湖农场管理，但破产遗留问题仍由燕岭管委会处理。2001年，原本已退休的姚菊清在职工们推选下，以新沟镇街道办事处燕岭管委会驻吴家山特派员身份，成为企业破产留守人员，协助解决职工安置、关系转接等工作。

从此，白天乘坐公交车在三镇奔波走访，夜晚伏案整理职工材料，成了姚菊清日复一日的退休生活。即便身患膀胱癌后，他依然这样坚持着。

22年来，大家的这份信任，他从未辜负。

姚菊清（右）为原东西湖棉纺织厂老职工开具证明材料。

被职工推选为破产留守负责人

推掉10倍于退休金的高薪聘请

老东棉的职工们，无论老少，见到姚菊清都称他“姚哥”。

老东棉所在的燕岭社区住着不少以前的老职工。4月18日上午，家住吴家山街道的姚菊清花一个小时搭乘公交车到达燕岭社区，准备给预约办事的老东棉职工林修汉开具证明材料。

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本信笺纸，耐心询问后记录下职工的姓名、电话号码、待办事项。“你放心，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我查证后一定会给你开具证明材料，为你补上工龄。”

姚菊清的公文包中还有一本记录手册，页角打卷、页面泛黄，上面记录着数百个姓名和事项。“养老手册缺公章——已办妥”“个人名字有误——已办妥”“遗漏一年养老金缴纳——已办妥”，每个事项后都紧跟着最后的处理结果。

“这些都是关系老职工们切身利益的事，无论成不成，都要事事有回应。”而每个“已办妥”的背后都是姚菊清东奔西走的身影。

1979年，姚菊清从部队转业到老东棉后，曾任车间轮班党支部书记、厂纪委副书记、厂组织科长、厂长助理。1999年，他因企业破产改制退休。那时，厂里千余名职工的归置和去向成了大问题。经过全厂600多名党员投票选举，姚菊清被推选为处理企业破产事项的留守负责人。

姚菊清说，当时，他的工作要以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为前提，承担与政府相关部门联系的责任，并协调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各种“疑难杂症”。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是“继续做棉纺织厂职工们的‘大管家’”。

“那个时候，我也失去了工作，家里还欠着债，女儿也没工作。我特别希望他推掉这个工作，去赚钱补贴家用。”妻子沈桂钗回忆，姚菊清退休后，有不少私营企业人员找过他，包食宿，月薪有两三千元，数次聘请他去工作。而那时，退休人员每月退休金仅三四百元。

经过慎重考虑，姚菊清一一谢绝了这些企业的好意。“我是一名老党员，在个人财富和社会价值之间，后者更重要，我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姚菊清说，接下厂里这份工作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白天在外奔波 晚上伏案写材料

对老职工的每件事都有交代

5月7日，老东棉职工刘九斤就要退休了。最近，他刚放下了一块心中的大石头。“如果没有姚书记为我开具个人工作情况说明，我的退休金要少不少啊。”

刘九斤曾在老东棉工作10多年，1996年主动提出离职，到一家饮料厂工作。今年3月，他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工龄不对，曾在老东棉工作的10多年工龄未被计入。办事窗口工作人员告诉他，他需要提供曾经的工作证明，且证明离职是自愿而非被开除，否则这10多年工龄无法计入。

“一位同事告诉我可以找姚书记。”刘九斤对长江日报记者说，他此前与姚菊清并不认识，但身边几位老同事都告诉他，姚菊清是以前厂里的纪委书记，很正直，愿意帮别人。

联系上姚菊清后，刘九斤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姚菊清告诉刘九斤，第二天可以来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找他，他每天都在。

刘九斤说，办理手续期间，每次去找姚菊清都能看到不少人围着他，全是以前的老职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材料，要递交给他。“姚书记说，只要我说的属实，他就可以帮我查到我的工资单、厂里给我交的社保单。厂里查不到，他就去档案馆查。他蛮理解我们的心情，怕我着急，每个星期主动给我打一次电话，告诉我办理进度。”

在姚菊清的档案袋中，记者也看到了刘九斤的个人工作情况材料留存本，一份四五百字的文字说明后面附上个人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明细、工人登记花名册等复印件。

姚菊清说，为了这份材料，他前后花了一个月走访查证。除了要在档案馆内找到工资明细等，他还联系上了当年的老厂长、人事部门负责人，请他们回忆刘九斤当年主动离职的前因后果。走访清楚后，他利用晚上时间写成文字说明。

姚菊清不会用电脑，每次都是手写材料，写好后拍照传给燕岭社区工作人员，请他们打印出来。

今年4月，刘九斤拿到个人工作情况材料时，如释重负。为表谢意，他给姚菊清递上一支烟。姚菊清摆摆手，拒绝了。“姚书记对我说，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就给你办好；如果情况不真实，我也会给你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没有必要递烟。”刘九斤说。

22年来，像刘九斤这样的证明材料，姚菊清共出具了上千份。

脑中有一张三镇“活地图”

手术后仍坚持上门看望老职工

在东西湖区人社局，几乎所有科室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姚菊清。此前，为了方便姚菊清办公，区人社局为他准备了办公桌，但被他拒绝了。“我经常出门在外，单独留一张桌子给我，太浪费了。”

老东棉的职工们各寻去处后，散居于武汉三镇。因要办理组织关系转接、看望慰问等，姚菊清几乎把所有老职工的住址都摸得一清二楚。在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的年代，他用笔和纸记下每名老职工的住址。

2004年，姚菊清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保守治疗近两年，病情不见好转。2006年3月，他接受了膀胱切除再造手术，住院两周。住院期间，他接到了高龄职工医疗保险报销的现金退费。

“我当时就想着得赶紧把这笔钱送到老职工们手上啊。但是，只有我清楚他们的具体住处，他们也只认得我。”坐上燕岭社区专派的车，挂着尿袋、插着导尿管的姚菊清刚出院就在妻子沈桂钗和社区工作人员搀扶下来到台北路，为这里的20多名老职工送去退费。老职工们看到姚菊清的模样，感动得忍不住流下眼泪。

因为自己患病，姚菊清更能理解和体谅其他生病的老职工。2008年，姚菊清得知，一位得了晚期癌症、已住院的老职工，因工龄问题一直未解决，留有遗憾。姚菊清联系上他后，调来他的档案，花了4个晚上看完所有内容，又搭乘公交车四处走访、查阅档案资料，替他整理了一份书面说明材料。

这份材料被提交后不到一周，这位老职工的工龄问题得到正面回复并解决。

一周后，这位老职工去世。他的子女说，父亲走得很安详。

东西湖区人社局社保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董晖与姚菊清相识8年，经常能见到姚菊清。董晖说，姚菊清熟悉老东棉的情况，他的恪尽职守对区人社局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姚菊清本来可以不干这个工作的，但坚持做了这么多年，热心、认真。”

先后为近300人介绍工作

却没为妻子安排岗位

姚菊清给女儿取名姚林，“林”指吉林，以纪念他在吉林当兵8年的岁月。姚菊清说，女儿很像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也很尊重他退休后的选择。妻子沈桂钗因为心疼他，常会对他埋怨几句。

当年，老东棉破产后，为了解决职工们的工作问题，姚菊清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为大家介绍工作。

那时，姚菊清与下海创业的女婿王人杰谈心，希望企业在招聘人员时优先考虑老东棉的老职工。王人杰回忆，岳父告诉他，先让大家有个过渡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就离开；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至少可以“保底”。

由于经常去区人社局，了解到就业机会，姚菊清会第一时间通知老职工。那几年，他先后为近300名老职工介绍工作，被他们打趣为“再就业红娘”。

“那时，我也失去了工作。但是，他从没说过为我安排工作，我只能自己去找。”沈桂钗说，后来，女婿因创业失败没了工作，姚菊清也坚持不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

1968年，从孝感市农村走出的姚菊清通过征兵进入部队，驻扎在甘肃酒泉。1970年，我国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姚菊清和战友们藏身于贵州的深山老林中，奉命负责卫星观测设备的发电工作，确保发射工作万无一失。后来，姚菊清跟随部队又在白雪皑皑的吉林长白山下驻扎8年。

“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人格都在这段经历中得到了塑造。”姚菊清说，只要自己还能站起来，就会一直干下去，为大家服务。

沈桂钗退休后自学了吹葫芦丝。当姚菊清难得在家无事时，她会吹起他最喜欢的歌曲《我是一个兵》。姚菊清站在一旁，边扶着歌谱边轻轻哼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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